近年来，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，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互动调整，直接影响了周边国家的经济走向。自2018年起，中国对美国进口市场份额从约21%显著下降至13%，这一降幅中的大部分被墨西哥和越南所吸纳。这一趋势表明，在全球经济巨头的博弈中，其邻近国家往往能成为意外的受益者。
然而，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。越南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值中，中国产品的比重急剧上升，这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新定位与聚集。当前，全球贸易领域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：作为最大制造国的中国和最大消费国的美国，未来将如何重新建立联系与合作？
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遇到了多重挑战。首先，全球关税谈判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企业家持观望态度，形成了“自我冷冻”的心态。例如，日本与美国在钢铁和汽车领域的谈判久拖不决，即便新日铁通过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做出妥协，也未能换取关税减免。这种不确定性促使中国企业需要增强应对不利消息的能力。
其次，传统的转口贸易模式面临困境。越南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，针对中国企业常用的转口贸易进行监管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也使得原产地验证变得更加精确。例如，中国制造的橱柜在2018年还大量出口美国，但到了2023年，这些橱柜再出现在美国市场时，产地已变为越南或马来西亚。
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重新集结成为新的趋势。中国产能、工厂和供应链的出海成为焦点，移动工厂或“流浪工厂”现象尤为突出。中国家电产业在越南同奈省的迅速集结，仅四年时间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集群，展示了供应链全球重组的速度与规模。
从市场角度看，欧美市场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因行业而异。例如，美国对儿童车供应链的依赖很难替代，而玩具行业则高度依赖精细的供应链，如Labubu这类玩具的生产几乎离不开中国。供应链具有粘性，不同品类间的流动速度差异显著。中国企业需要细分产品至SKU层级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。
东盟市场对中国企业具有吸引力，印尼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。酒店业的繁荣，如德珑酒店和艺龙酒店的开业，表明印尼对中国投资者的新兴趣。非洲市场则相对复杂，印度市场规模庞大，有潜力成为未来的制造基地，但中资企业在印度市场近期面临外交关系不稳定带来的挑战。
中国企业出海需采取一系列策略以应对挑战。首要任务是建立认知管理体系，击破认知盲区。出海企业面临认知误差，如对风俗文化、法务、税务和官务等方面的理解不足。三星在印度因关税编号选取不当被罚款6亿美元，突显了风险的无处不在。中国企业需要加强咨询费用投入，建立合格的认知防御。
深度了解各国市场，重视合规是另一项关键策略。企业需要理解东南亚各国的建国历史和国民心性，以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和规避风险。例如，理解墨西哥的政党性质对投资决策至关重要，忽视地形特征可能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的延误。合规部门应提升至战略层面，确保企业在海外运营中的合规性。
优化地理空间布局，进行多工厂配置是应对关税瀑布效应的有效手段。企业需重新规划产能布局，考虑区域经济体的整体组合，而非单一国家。例如，东鹏饮料在越南设厂以满足当地消费者偏好，同时计划在印尼设厂以支持越南市场。
突破股权结构与成本体系是企业出海的成功关键。避免过度聚集导致的踩踏风险，通过合理的股权结构保障自身安全。同时，重新审视成本体系，建立综合运营成本体系，包括市场消费能力、物流运输等因素。
提升用户洞察力，结合本地视角观察用户需求，是将供应链能力与用户端结合的重要方式。例如，上海泰陌通过洞察美国人对美发工具的需求，结合中国强大的供应链，成功打开了美国市场。
最后，重构组织能力，培养属地化干部是企业出海长期成功的保障。企业需要克服对海外市场的陌生感，允许使用外部咨询资源，重构适应海外市场的组织能力。同时，耐心培养属地化干部，为未来海外发展奠定人才基础。
